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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炎帝的出生地

时间:2022-09-23 12:14 来源:宝鸡新闻网 作者:宝鸡新闻网 阅读:

  一、文献传说
  尽管古籍文献中关于炎帝生地的记载颇多分歧(主要有陕西宝鸡说、山西高平说、湖北随州说等),但检索先秦史料,对炎帝生地的记载还是比较清楚的。据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国语》《竹书纪年》《世本》等,其中均有炎帝“以姜水成”、“育于姜水”、“生于姜水”的记载。其后的历朝历代典籍中也多有这方面的文字记录。《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母曰任姒……游于华山之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长于姜水”。“华山之阳”的“华山”,在此泛指秦岭;“阳”是指秦岭的南面。其后的《史记·补三皇本纪》一书中亦有炎帝“长于姜水”的文字。
  那么,姜水的具体地望何在?自古以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中说的,姜水为今宝鸡渭河北的一条支流(有说为今之

河的一段),即“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另一种是明、清以来编纂的《大明一统志》《凤翔府志》《宝鸡县志》等历代志书记载的姜水,均指今宝鸡市区渭河南的清姜河,姜氏城是指今姜城堡。(如图2)

第二节 炎帝的出生地


  清姜河发源于秦岭北麓,全长43公里,流域面积219平方公里,有神沙河、银洞峡两条主要支流,大沟河、马蹄沟河、黄峪沟河、孙家沟河及濛峪沟河等多条山溪汇合流人。经益门堡、茹家庄、任家湾、桑园圃、陈家村、三合村、姜城堡等村庄而入渭河。它的上游因为流经地为石岩和植被浓密的秦岭山区,所以其河水清澈见底,无有杂物。清姜河水流丰富,属于长流水,最大流量为505m3/S,最小流量为0.016m3/S,平均流速为5.5m/S。它的下游流经渭河的二、三、四、五级阶地,其阶地宽阔而肥沃,两岸居民富庶。现在的清姜区已是宝鸡电子工业最密集的工业区之一。清姜河水是供应宝鸡居民和工业用水的水源之一。
  岐水、姜水本为同一条河流,在不同的地段便有不同的名称。《水经注·雍水》所说的雍水是源于凤翔北山而流经凤翔东南与川口河(横水)相汇合,再东南流经岐山之阳曰“岐水”,东流即“姜水”(今名“

水”),再东流经扶风到达武功境内与源于麟游的漆水河汇合,南流注入渭河。这条水流经凤翔、岐山、扶风、武功等县,殷商以前就是姜姓族人活动的地方。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要具体落实姜水是在渭河北还是在渭河南,是有困难的,也是无多大意义的。但是,根据今人研究和考古资料,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两处“姜水”都是“姜姓所居旧地”,“在我国历史的黎明时期就有人居住。”<注释①>这两处姜水的关系,依据有关文献和考古资料推测,清姜河流域可能是姜炎族在宝鸡的最早故地。由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其中一部分迁居今岐山、扶风一带,为了不忘先祖旧居,又将旧居地名带到新居地,所以,在新居地也出现了带“姜”的水名和城名,即“姜水”和“姜氏城”<注释②>。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的话,炎帝的出生地应就在今清姜河一带。考古学文化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在今宝鸡市区渭河和清姜河的交汇处,即今高家村一带,曾发现过多件刘家文化(“姜炎文化”)的典型器物——高领袋足鬲以及仰韶时期的彩陶艺术,今日之姜城堡本身就是一处新石器遗址。而且这种遗址、遗存,在宝鸡市区还有多处发现。如石嘴头、斗鸡台、金河等地,族属姜姓羌戎的

族铜器在宝鸡市区西北部的陇县黄花峪、宝鸡县(今陈仓区)新街以及周原等处亦多有发现。而石嘴头、金河等地出土的高领袋足鬲,据测定,要比在岐山、扶风境内发现的同类遗址和器物要早。这就是说岐山、扶风境内出现的刘家文化是宝鸡市区姜炎族向东迁徙、推进的结果。<注释③>由此可见,商周时期的姜姓国就在宝鸡的渭河流域。以此推测,姜炎族的最早居住地有可能也是在宝鸡的渭河流域,而作为姜炎族首领的炎帝其出生地在宝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考古印证
  根据炎帝早期所生活的时代和地域,我们这里主要以北首岭(下层为前仰韶文化)和福临堡仰韶文化遗址为例加以说明。北首岭遗址位于宝鸡市区渭河支流金陵河西岸的二阶台地上,福临堡遗址位于宝鸡市西郊、渭河北岸的第二阶黄土台地上。这两处遗址都是陕西省人民政府于1957年公布的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北首岭遗址又被国务院于2006年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若将这两处考古资料与有关炎帝的历史文献记载相印证,我们便会发现它们之间有着颇多的吻合之处。其一,所处年代基本一致。北首岭遗址经过了仰韶文化早、中、晚三期,距今约为7100~5700年;福临堡遗址经过了仰韶文化的中、晚期,稍晚于北首岭遗址。它们与炎帝“生活于仰韶文化的晚期之前”,即距今8000~5000年,是基本符合的。其二,所处时代特征基本一致。北首岭遗址居址叠压、村落形制具有相当的规模,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文化堆积达4米以上,上、中、下三层连续、相承性明显。其遗存基本上都是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说明北首岭原始先民的生产活动,已经以农业经济为主。福临堡遗址分为三期,各期文化面貌,特别是陶器,均有比较显著的特点,又有一定的继承性,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内,文化发展序列几乎从未中断。从发掘出土的生产工具中,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约占88%,与相距较近的北首岭遗址发现的、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占74%相比,福临堡原始先民的农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饲养、渔猎经济只占次要地位,是过着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此外,在福临堡遗址,还发现了其它众多的遗物和遗迹,如形体较大的盛贮器缸、瓮、罐,较大较多的袋状窖穴,带小龛和内室的房子,粟粒的遗迹,用于贮藏的子母坑等。大型贮藏设施和较大器物的大量增加,与农产品出现富余有直接的关系。这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福临堡原始先民农业和手工业制作技术的进步。其三,从北首岭、福临堡等遗址发现的剩余产品来看,与炎帝所处的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大体相同。在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更多的剩余产品,导致贫富分化、等级差别出现;同时,男子在氏族中的地位也逐渐提高。如福临堡遗址中的一个陶壶内置大石斧两件。斧、钺在古代是具有特殊意义之物,被认为是权势的象征。这两件大石斧,说明在福临堡先民中已有了权威人物。在福临堡遗址中,还发现了陶祖和石祖,意味着这里已出现了对男性的崇拜,男子在社会生活中有了较高的地位。同时,这种现象也说明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已成过去,父系家庭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注释④>第四,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北首岭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件完整的人面鱼纹陶片(标本T129∶2)<注释⑤>,而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一件仰韶文化彩陶盆上也绘有同样的人面鱼纹。<注释⑥>有学者研究后认为:“半坡类型仰韶文化之发源地在宝鸡,而炎帝部落之发祥地也在宝鸡,二者地域相同;炎帝部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当在仰韶文化之发展内,二者时代相合”,所以,“半坡类型仰韶文化之‘人面鱼纹’图与《山海经》中氐人之‘人面鱼纹’图有着早晚相承的渊源关系,而氐人又恰恰是炎帝之后裔。由此可证:半坡类型仰韶文化之居民就是炎帝部落之居民,二者地域、时间、文化内涵均完全吻合。”<注释⑦>为此,有学者说,正因为新石器的发现,宝鸡这块地方从前仰韶文化到仰韶文化的遗存都比较丰富,与炎帝传说相符,有征可信。<注释⑧>
  如果将以上考古资料与古籍中有关炎帝“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作陶、冶斧斤”,“神农始教民播种五谷”,“耕而作陶”,“耕而食,织而衣”等记载加以相互印证,我们便会清楚地看到,这里生活的原始先民群不是别的,就是“以姜水成”的、以炎帝为首的、且以农立族的姜炎族。有学者研究后认为:“如果从传说时代到古代的历史实际考虑,宝鸡地区及其毗邻地区确实出现许多不同的共同体……其中主要的氏族部落当为姜炎族系,其中的主要文化当为姜炎文化。”<注释⑨>20世纪30年代初,徐旭生在宝鸡地区考古考察、发掘后,他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对炎帝的出生地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比较可靠的是姜水所在。《水经注》“渭水”条下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民,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于姜水,是其地也。”岐水在岐山的南面,当在今陕西岐山县城的东面,就是地图上西出岐山、东过武功、折南流入渭水的小水。此水南面隔着渭水,就离秦岭不远。秦岭古代通称华山,秦岭南面就叫作华阳,区域很广,所以《尚书·禹贡》说:“华阳、黑水惟梁州。”它这里说华阳,就是要说梁州和雍州以秦岭为界。姜水与古华山很近,炎帝的传说或可以传播到山的南面,皇甫谧所说的“炎帝母游华阳”,来源颇古,也很难说。现在宝鸡县城南门外就临着渭水,过渭水南一二里,在黄土原边上有一村,叫作姜城堡。堡西有一小水,从秦岭中流出,叫作清姜河。堡的东面约一里地的光景有一个很大的神农庙,庙前面有一口泉,叫作九圣泉,俗传为神农皇帝洗三的地方。这一个姜城堡,《宝鸡县志》说它就是《水经注》所说的姜氏城。实则,宝鸡与岐山虽属邻县,而宝鸡在西,岐山在东,相距将近百里。并且,姜氏城在渭水北,《水经注》中说得很清楚,姜城堡在渭水南,而渭水在这几百里内全在原中间走,没有改道的可能。然则姜城堡与姜氏城虽有两个字相同,一定不能是一个地方。虽然如此,sywrhg.com,姜城堡附近却有很好的彩陶遗址,在我国历史的黎明时期就有人居住,毫无疑问。姜城堡和清姜河的名字,以及很特别的神农庙(神农并非炎帝,《史记·封禅书》中有明文,但自汉以来,二名混淆不清,这里所说的神农即指炎帝),全像是渊源有自,并非后人的臆造。岐山一带,我们没有详细调查过,但是我在那里经过,知道那里史前遗址并不缺乏。所以虽说《宝鸡县志》勉强附会的说法靠不住,可是两地相距并不太远,全是姜姓所居旧地,可能性也很大。并且,周弃的母亲,姜原(或作姜嫄)明白为姜姓的女儿。周弃所居的邰就在今武功县境内,西离岐山也不过几十里。因为地近婚姻相通,理也近似。姜姓其他的一个神话中所说的磻溪水也在这一带。《水经注》“渭水”条下说:“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兹谷。……溪中有泉谓之兹泉。……即《吕氏春秋》所谓‘太公钓兹泉’者也。……有一石室,盖太公所居也。水次平石钓处,即太公垂钓之所也。其投竿跽饵,

其遗迹犹存,是有磻溪之称也。”太公所居的石室,及膝(

古膝字)迹留到后代的说法自然属于后人的附会,但是磻溪的名字应当不是妄传。这条水在现在宝鸡县城东四五十里处的渭水南岸,为一小溪,北流入渭水。我个人于1935年曾往一游。此地离岐山更近,同周文王出猎曾到过那里的说法也颇相合。这以上所述文献内的材料、考古方面的材料、民间传说的材料似乎完全相合,足以证明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注释⑩>
  徐旭生从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有其科学性,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三、习俗相承
  宝鸡渭河流域从远古流传、积淀下来的生活习俗丰富多彩。考察其渊源,多与生息于这块土地上的姜炎族之生活习俗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承续关系。当然,随着社会的演进,文明的进步,有些习俗消失了,如“燔柴祭天”;有些习俗已改变了原有形式和内容,如“傩舞”;但有些习俗至今仍然保留于民间,如“祭炎”、“崇火”、“尚红”等等。
  祭祀炎帝活动在宝鸡民间由来已久,相沿成习。传说农历正月十一是炎帝的生日,七月初七是炎帝的忌日。在每年的这两天,渭滨、金台两区四乡八村的群众就来到神农庙、先农坛、炎帝陵、炎帝祠等处,焚香叩拜,烧香山、耍火龙,唱大戏。七月初七的炎帝忌日,祭祀活动在天台山要延续一个多月。凤翔县槐原村和陈仓区桥镇在每年农历正月二十六、三月二十都要举办庙会,踩高跷、点排灯、唱大戏,以祭祀炎帝之母和炎帝。徐旭生20世纪30年代在宝鸡考古时就发现,宝鸡渭河附近,还供奉着一个高四五尺,仅有头、无身躯的“大头爷”的“农神”。
  炎帝以“火师而火名”,所以,崇火(即崇炎帝)的习俗和礼仪,就在宝鸡长期流传下来,至今仍很盛行。如闹社火、放焰火、举办火龙会、用火避邪祛病等等。可以说“崇火、祭火”已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由“崇火”而衍生出的“尚红”习俗也是很流行的。因为红是火的颜色,尚红即尚火,所以,宝鸡人自古以来就有爱红、尚红的喜好。比如,结婚或春节时,全是以红为主色。新娘里外上下一身红,新郎披红、系红带;春节家里家外挂红灯、挂红布、贴对联,图个红红火火,热热闹闹。从民俗学的角度看,这不能不与姜炎族的崇火、尚红习俗有关。
  有关炎帝的民间传说在宝鸡也是很流行的。例如,在宝鸡市区,世代相传有任姒感神龙首而生炎帝于濛峪、长于瓦峪、沐浴于九龙泉,神鸟送嘉谷而发明种子,炎帝遍尝百草而发明医药,误尝火焰子中毒而死,葬于天台山,炎黄结盟战蚩尤等故事。炎帝为“太阳之神”、“农业之神”、“医药之神”的生动传说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传说是历史的影子。宝鸡大量与炎帝有关的民俗事象、传说故事无不渊源有自,有着炎帝的历史“素地”。
  四、姬姜“三缘”
  从《国语》《史记》等史书我们知道,传说炎帝、黄帝同为“少典之子”;在《新书》《五帝德》《帝王世纪》等古籍中又记载炎帝、黄帝是同父母兄弟,或是同父异母兄弟。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炎帝、黄帝均为“少典之子”是无疑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少典之子”,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所说的父子关系,而是说“后面这两个氏族由少典氏族分出,不是说这两位帝是少典个人的儿子。”<注释⑾>炎帝、黄帝既然是从少典氏族中分出的两个有着远缘亲属关系的支族,那么,在当时交通极不发达的原始社会,其两个有着远缘亲属关系的氏族的生息之地必是在相邻或相近的地域之内。
  《国语·晋语》载:“黄帝以姬水成”。“姬水”地望在何处?历代史书无明确记载。现在,一般学者认为,是指从今麟游流出而南流入渭河的漆水河(在今武功县境内。1983年前武功县属宝鸡市管辖)。“姬”、“漆”谐音。所以,宝鸡亦是黄帝的生息之地。对此,有学者考证后认为:“黄帝轩辕氏的居地为姬水,以姬为姓。姬与岐同音,即今陕西岐山县南横水河(实际是指今横水与雍水相汇于岐山南而形成的

(沮)水,俗名“后河”。

水东南流经岐山、扶风,从武功入漆水河——引者注)。而神农氏所居的姜水则在今宝鸡南七里的姜氏城,今名姜城堡。城南有姜水。姬水、姜水相邻,正合炎黄双胞族之说。”<注释⑿>
  当然,我们说宝鸡为黄帝东迁的第一个居住地,还有其它史料作依据。《史记》载,周人始祖弃曾被封于其母姜嫄的封地邰。邰在漆水河之畔。所以,古漆水为周人的发源地。这里分布有众多的郑家坡类型的先周文化。我们知道,黄帝为姬姓,周人亦为姬姓。传说周人为黄帝的后裔。那么,后裔居始祖之居地亦在情理之中。《水经注·渭水》载:“应劭曰:‘县氏陈山。’姚睦曰:‘黄帝都陈,言在此。’”“陈山”即“陈仓山”。传说黄帝的臣子岐伯为药圣,当年岐伯生活的岐阳村现在仍在。传说黄帝的另一个臣子大鸿也“葬雍”。雍为今凤翔地区。《史记·封禅书》记载的秦灵公设“上畤”祭黄帝的“吴山之阳”,也距漆水河不远。从地缘关系看,黄帝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场所即黄帝见广成子的崆峒山(今甘肃平凉市)亦距宝鸡不远。《庄子·在宥》载黄帝见广成子于崆峒之上。《史记·五帝本纪》也说黄帝“至于空同”。《汉书·武帝纪》说:元鼎五年十月,“行幸雍,祠五帝,遂逾陇,登空同”。《史记·五帝本纪》亦载:“黄帝崩,葬桥山。”宝鸡距桥山(今黄陵县)仅有二三百公里的路程。所以,刘起釪说:“黄帝族在未向中原发展以前的居住活动地区,就在东起渭水北境,自陕西中部,西迄甘肃之境的地域。”<注释⒀>这种“黄帝族发祥于渭北黄土高原”<注释⒁>的观点可以说已形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姬姜二族的地缘关系也为他们建立业缘关系创造了条件。文献传说,炎帝发明了“五谷”、“耒耜”、“刀耕火种”,又教民稼耕,是较早进入农耕生产阶段的氏族部落。而黄帝族此时还是以渔猎和游牧为生,其文明程度落后于炎帝族。随着姬姜二族居住地的相邻、互婚,黄帝族也从炎帝族那里学会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开始走上定居的农业生活道路,并逐渐强盛起来。另一件反映姬姜二族业缘关系的是炎、黄、蚩之战(将在第五章第一节叙述,此不赘言)。姬姜二族通过这场战争,促进了双方文化的认同,为以后的长期联盟奠定了基础。以至于这种业缘关系延续至西周时期。如姜人协助姬姓周人迁岐立国,建立共同政治联盟克商,受封拱卫周王室等。<注释⒂>
  正因为炎帝、黄帝是两个具有亲缘、地缘、业缘关系的双胞族,所以,它们才建立了长达四千多年的姬姜联盟。正如徐旭生所说,看古代关于姬姓传说流传的地方,可以推断黄帝氏族的发祥地,与发祥在陕西西部的炎帝氏族的居住地“相距并不很远”<注释⒃>。既然如此,那么,与黄帝“相济(挤)”的炎帝出生于宝鸡渭水流域的姜水也就毫无疑问了。
  五、炎帝裔族
  由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炎帝族开始向外迁徙,一支向西往黄河上游及甘肃地区与今四川西北发展,一支顺渭河东下,再沿黄河南岸迁往中原,或东北,或东南,一支仍留居故地继续发展。据文献记载,留居故地的裔族有有邰氏、列山氏(骊山氏)、莱氏族、戏氏族、殳氏族、延氏族、夸父氏族、太岳氏族、孤竹氏族、灵氏族、并氏族、彤鱼氏、午氏族、丙氏族、赤氏族、信氏族、井氏族、箕氏族、互(氐)人氏族、许氏族、甘氏族、姜戎族,以及

、方、函、邓等方国。这些氏族和方国有些一直延续到夏商周三代时期。在这些氏族中,比较著名和延续时间较长的是太岳(四岳)、有邰氏及太岳的后裔姜太公一支。太岳亦称大岳,此氏族原居地在今宝鸡市区一带。太岳之名是因姜姓之裔伯夷曾居于吴山,成为姜氏部族祭祀吴山神的大祭司而得名。伯夷的后代又分化出四个分支而又称四岳。《国语·郑语下》记载:“……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命以侯伯,赐姓曰姜。”伯夷因佐禹治水有功而被封于吕,并复赐以祖姓“姜”,以“绍炎帝之后”。有邰氏地处今扶风姜嫄村一带。《说文解字》说: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国。从邑、台声,右扶风邰县是也。”相传周弃(后稷)为有邰氏之女姜嫄所生。在炎帝姜姓后裔中,人口繁衍最多的是姜太公一支。传说姜太公为伯夷之后。他晚年居磻溪(今宝鸡市陈仓区),因辅佐周武王翦商立国有功而被封于齐。至今,《吕氏春秋》所说姜太公当年居磻溪“钓兹泉”的遗迹犹存。旁有始建于唐代的姜太公庙。
  考古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历史信息。石兴邦主编的《陕西通史·原始社会》作了如下论述:
  进入龙山时代后,关中宝鸡以东地区、陕北、晋陕交界地区,在制作陶器的方法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普遍以灰色夹砂陶为主,仰韶时代的红陶已经很少见到。器形上出现了鼎、斝一类的新式炊器,也看不到过去多彩鲜艳的彩绘陶器。但在宝鸡地区仍在流行前一时期的以红陶为主的风格,斝类器物很少发现,鼎也罕见,形成以各式罐为代表、器表饰篮纹和附加堆纹的文化风格。代表性的遗址有旭光遗址、老虎沟遗址和斗鸡台遗址。到了龙山时代晚期,这个地区形成了以双庵遗址为代表的双庵类型文化,位于渭河北岸的岐水附近,面积有100万平方米。发现的房屋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形式,发现的7座房址中有5座是由双间组成的套间,居住面和墙壁均涂抹白灰,光洁平滑,房内均有灶坑或炉壁及储存东西的窖穴。生产工具精细规整。生活用具中有泥质和夹砂陶两种,陶色仍以红陶为主,陶器中罐、斝比较普遍,瓮、盆、鬲、簋、盉、盘、豆比较少,纹饰以绳纹和篮纹为主。综合此阶段的文化遗存内容,可以看出这时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同类的石嘴头遗址中出土的石祖、陶祖说明父权制已经确立。创造这类遗存的应当是仍滞留在关中的炎帝部族的一支。虽然他们的文化中也有东方地区中的斝、鼎类因素,但他们仍以红陶为主的现象表明传统文化力量在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另外从分布范围上看比之以前已小了很多,说明他们已逐步走向衰落。这支文化继续向前发展至殷商时期,逐渐演变成以高领乳状袋足鬲为代表的刘家文化。它分布在武功、扶风、岐山、凤翔、宝鸡、眉县、千阳、陇县,在泾水上游的彬县、长武以及甘肃平凉、庆阳地区也有分布。<注释⒄>
  这些陆续出土的刘家文化陶鬲,经考古专家考证,为“姜戎文化”,与甘肃齐家文化、辛店文化一脉相承。邹衡命名此类文化为“姜炎文化”。这就从考古学上证实,即使在商代晚期,直到西周,在宝鸡地区还生息着一支姜姓炎帝裔族。“姬姓和姜姓是姻亲关系……共同组成了周民族”<注释⒅>,建立了西周姬姜政治、军事联盟,为周朝的建立、巩固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姜炎文化
  如果说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那么所谓姜炎文化,简言之,就是远古时期,炎帝率领姜炎族在其原生地——宝鸡渭河流域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就经济方面而言,包括当时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畜牧驯养和经济制度等;在政治方面,包括部落司职的设置、军事的运作、祭祀的管理等;在文化方面既有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礼仪教育,chicagogalleryart.com,又有天文历法、科学技术,还有诗歌绘画和音乐舞蹈等。
  依据宝鸡渭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姜炎文化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前仰韶文化时期。这一阶段为老官台文化时期(宝鸡以关桃园遗址、北首岭下层遗址为代表)及其以前,距今约8000~7000年,为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在社会经济形态方面完成了从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向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过渡,亦开始了由点耕农业向锄耕农业的过渡。陶器制造仍为手制,但制造技术有了进步。出现了农业生产工具,如关桃园遗址就有多件骨耜发现。这正是史书上记载的“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蓏之实”<注释⒆>的时期。此期宝鸡的前仰韶文化,我们称之为“前姜炎文化”时期。
  第二阶段为仰韶文化时期。这一阶段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仰韶文化半坡时期(宝鸡以北首岭中上层为代表),距今约7000~6000年,农业生产已进展到锄耕农业,发明了以尖底瓶为工具的初级灌溉技术。人们过着定居生活,有了初具规模的氏族村落,制作陶器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北首岭等遗址发现的慢轮制陶转盘,说明陶器由手制已进到轮制。这一时期的慢轮制陶转盘在关中以东地区尚未发现,而在关中西部发现较多。这说明陶器轮制技术起源于此地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与史书关于炎帝发明制陶技术的传说是一致的。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氏族部落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第二期为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宝鸡以福临堡早期、石嘴头遗址为代表),距今约6000~5500年。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为犁耕农业。人口大量增加,母系氏族已开始向父系氏族过渡,氏族势力不断壮大,并向东发展。第三期为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宝鸡以福临堡晚期为代表),距今约5500~5000年。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发展到相当繁荣的阶段。私有制产生,阶级出现,父系氏族形成以炎帝为核心的强大部落联盟。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出现,使社会进程出现大的动荡和变革。强大的炎帝部落继续向东、向南扩张,势力达到中原和黄河下游以及湖北等苗蛮集团地区。各地的炎帝部落分支的领袖人物仍袭用炎帝之称号,与当地土著族民相融合,形成新的氏族或部落。最后由出自同一部落联盟的黄帝为“天子”,完成统一大业。新的时代开始。这一阶段的宝鸡仰韶文化,我们称之为“姜炎文化”。
  第三阶段为黄帝、夏、商至西周时期。相当于龙山文化至青铜文化时期,距今约5000~3000年。炎帝在其发祥地的后裔以姜姓部族为代表,在黄帝至禹时期以姬黄文化为代表,在夏商至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偏洞式墓为葬式特征和以高领袋足鬲为器物特征的刘家文化(或称“姜炎文化”、“姜戎文化”)。这一阶段的姜炎文化与姬黄文化相融合,共同构成了姜姬(炎黄)文化,即“后姜炎文化”,成为华夏文化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最初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基础,为中华民族的始兴和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促进和凝聚作用。<注释⒇>
  周、秦两代的繁荣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得力于周人和秦人先后进入宝鸡渭河流域后,继承和弘扬了姜炎文化(亦包括前、后姜炎文化)的结果。徐中舒说:“周人的农业应是从其母系姜族学来的”<注释(21)>,张岂之说:“炎帝时代的原始农耕是后来周秦文化产生的肥沃土壤。”<注释(22)>文献传说周人始祖“弃”继承母族姜炎族的农耕技术,被尧“举以为农师”,又被舜封于邰,“号曰后稷”。古公亶父率族人进入宝鸡周原后,以姜姓女了为妻,在加强姬姜政治、军事联盟的同时,又复修后稷、公刘之业,“贬戎狄之俗”,吸收先进的姜炎文化和商文化;“务耕种、行地宜”,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作五官有司”,建立国家机构。其后的周公等人继承姜炎文化在社会伦理道德观念方面所具有的“和谐”精神和勤劳友善、是非分明、以诚待人、公平无争、“无相害之心”等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吸收姜炎文化中的“蜡祭”、“傩舞”及原始音乐舞蹈等因素,创立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礼乐文明,为中国文明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秦人原僻居“西垂”,为游牧部族,与西戎(戎人中包括氐、羌等人)就有着较多的接触。秦人进入宝鸡渭河流域后,通过武力先后征服了占据关中西部的戎人,收“周之余民”,随后的秦穆公又“用由余谋”,以武力“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人通过与戎人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学习周人先进的农业技术,大力发展农业,励精图治,自强不息,“国益强”,先霸西戎,后统一天下。这些历史事实表明,以炎帝为首的姜炎族创立的中国农业文明,为周秦王朝在关中西部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再联想到西周的甲骨文、金文和秦国石鼓文,可以说这与传说炎帝“耕而作陶”所发明的彩陶纹饰和刻画“符号”也不无相承关系。不仅如此,姜炎文化通过受封的姜太公于山东齐地而又成为齐文化的源头之一。<注释(23)>
  七、学术共识
  自1993年以来,宝鸡市先后举办了多次炎帝·姜炎文化学术研讨会。尤其是2002年的“炎帝与汉民族”和2005年的“炎帝与民族复兴”、2006年的“炎帝·姜炎文化与和谐社会”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2009年的“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高层学术论坛在海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四次研讨会共有海内外近300位专家学者参加,提交论文300余篇。考古、历史、民族、人类等学科的众多专家学者莅临会议,并作学术报告。与会学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先进的学术理念,勇于创新的学术精神,引经据典,高屋建瓴,多层次、多领域、多学科地对炎帝·姜炎文化诸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讨论。特别是对炎帝·姜炎文化对华夏/汉民族、中华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形成的贡献和影响,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同时对炎帝的出生、成长、迁徙、功绩、精神及卒葬、活动遗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论证。大家达成了宝鸡是炎帝的原生地,宝鸡是姜炎文化的发祥地,宝鸡是中华文化、文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的共识,基本上厘清了炎帝的起源、迁徙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对一些长期有争议的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大家认为:根据文献、考古和传说,炎帝的原生地在宝鸡的姜水流域是符合当时的自然、社会条件的,是有说服力的。大家不仅在宝鸡的会议上达成了“宝鸡是炎帝原生地”的共识,就是近年来在北京和山西高平等地召开的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也形成了炎帝的最早起源地就在宝鸡的共识。正如宫长为于2004年山西高平炎帝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上代表中国先秦史学会所作的学术总结报告中说的,从目前研究的整体情况看,炎帝的原生地,“一般地来说,学术界通常主张在今陕西宝鸡一带。”<注释(24)>
  学者们认为,无论是从文献典籍、考古资料,还是从历史遗迹、民间传说来看,宝鸡渭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破晓之地”<注释(25)>,是中国先秦历史文化的核心之地。从距今8000年前的关桃园遗址到炎帝、黄帝及至周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址,在宝鸡渭河流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古文化发展链条。这充分说明了宝鸡“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注释(27)>,“不仅是陕西十分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它的“每一寸土地都保留着深厚的历史遗韵,每走一个地方,都是在古代历史中徜徉一回。”<注释(26)>
  关于姜炎文化,学者们认为,宝鸡学人从文化学方面提出的“姜炎文化”是一个创造,是对炎帝文化内涵的丰富。所谓姜炎文化,其实质是农业革命。而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其他国家文明的起源一样,也与人类的第一次革命——农业革命密切相关,是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的农业革命发生于炎帝时代,毫无疑问,炎帝是中国农业革命的开拓者、推动者。所以,以农立族的姜炎族在其发祥地——宝鸡渭河流域所创立的姜炎文化,它对华夏民族以农立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文明的起源起到了奠基作用,开中国文明起源之先河。
  对于湖南、湖北、山西、河北、四川、甘肃等地传说的炎帝遗迹,学者们认为,在上古时期,我们的原始先民不可能始终拘守于一地。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或自然灾害等原因,他们要不断地向外迁徙,开辟新的生存领地。所以说,那些宝鸡渭河流域以外地域的炎帝遗迹和炎帝文化,可能是炎帝或其后裔迁徙的结果。尽管如此,那也是炎帝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责任编辑:宝鸡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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